主旋律写作不是简单歌颂，一定要遵守艺术规律——赵冬苓谈《梦想沂蒙》创作

问：请赵老师谈一下这个项目的缘起？

答：去年3月份在北京参加两会，我遇到了当时的临沂市市长张术平（现任烟台市委书记），他跟我谈了有关王传喜等人的事迹，希望我能去写写这个电影。我对临沂是有感情的，我在那里创作了《沂蒙》这部电视剧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剧本，我因为这部戏拿到了飞天奖的最佳编剧奖，临沂也因此聘我为临沂的荣誉市民。所以这个邀请我没办法拒绝，当时就答应写这个戏。

问：为了将这一部主旋律影片写得好看，其中有什么娱乐元素或者商业性元素吗？

答：娱乐性元素肯定是有。我其实好多年不写这种纯主旋律了，对于主旋律作品写作，我觉得最应该注意的一点是：主旋律作品一定要尊重艺术规律。所以我们没有硬写人物怎么去奉献啊、怎么去牺牲啊，我们要找到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、情感动机，我们要尊重、理解这个人，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，去找他的心理动机、行为动机，然后再艺术地阐释出来。比如，故事中我们设计了几条线，最突出的一条线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，我们在戏里写了一对不和谐的母子。这一条线最初当地领导是有疑问、有担心的。按照我们的设计，当初他的母亲上了山之后因为贫穷的生活一次次想逃跑，由于主人公梁嘉喜告诉了自己的父亲，导致母亲没跑成，由此造成了母子之间多年的心理隔阂。母亲觉得是儿子出卖了她，这个事情给他和他母亲都留下了感情创伤。当时临沂的领导觉得这样写会有损沂蒙的女性形象，但是我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我认为这恰恰显示了临沂女性不甘受命运的摆布，要反抗命运，这是一种优秀的品德。我觉得通过这种设计，过去的苦难过去的贫穷、给大家带来的伤痛，就可以有机地勾连起来、艺术地表现出来。所以这部戏在艺术构思上，我们下了很多功夫。这个电影和一般的主旋律影片相比，我觉得在如何符合艺术规律、如何真实地去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阐释一个人，在这方面是有其特点的。

电影《梦想沂蒙》剧照

问：您之前创作过有关沂蒙题材的影视剧，对沂蒙人、沂蒙这片土地、沂蒙精神是如何理解的？

答：说实话，最早写《沂蒙》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觉出沂蒙人民跟别的地方的人有什么不一样。直到这次写《梦想沂蒙》，我才发现这个地方的人跟其他地方的人确实有不太一样的地方，沂蒙毕竟经过了多年的革命战争熏陶，而且从上个世纪三、四十年代开始，党长期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的传统留下了很深的痕迹，这种痕迹一直延续到今天，你会感觉到临沂人跟别的地方的人相比，更重视集体主义，更有奉献精神，他们会自觉为集体为更多人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。我觉得这是临沂人身上很明显的一个特点。战争时期的临沂人就是这样，现在为了写这个电影，我又采访了当地几个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典型，更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。这次主要的人物原型是王传喜，他回乡以前在城里做生意，很成功，但是当家乡需要他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回去了。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个老典型，也有这种特点，临沂人受党多年的教育，集体主义在他们身上是个很明显的特点，我感受很深。

问：采风中，这些基层党员骨干、全国劳模给您的最大触动是什么？请详细谈谈采风中遇到的那些深有感触的人和事。 

答：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一些。这些人把公众的幸福、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，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追求，简单说是觉悟高，但其实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了，是发自内心的，我有时觉得不可思议。比如王传喜，我采访中注意到他的一个细节，他带我们参观农业产业园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有一个烟头，我们都视而不见，只有他赶紧走过去把烟头捡起来，那种对土地对家乡对集体的热爱真是发自内心的。

问：《梦想沂蒙》这部戏的定位、主题、风格上跟之前的作品有何区别？

答：写这部戏，我是努力地从艺术片的角度去写。我们过去对主旋律作品有很多误解，很多人觉得主旋律作品就是歌功颂德，然后就是遵命文学，上边让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是很坚持的。剧本出来后临沂那边也提过一些不同的意见，我们该坚持的就坚持，努力用我们的作品去打动他们，而不是无原则地遵从。临沂希望我们去歌颂这个人物，我们也歌颂了，但是我们把他当一个普通人去歌颂，当一个普通人去写。

　　风格上，这部片子与纯商业片有很多不同，但是与我一贯的写作风格有许多相通的东西，比方说我在写作中始终更追求崇高的情感，更尊重一个人从平凡到崇高的努力，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点是一以贯之的。

电影《梦想沂蒙》拍摄现场

问：您跟高一功导演合作过多次，请谈谈对他的印象。他为这部戏能在那些方面加分？他的优势在哪里？

答：我对高一功导演的看法始终如一，我了解他，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有很突出的优点。这次决定由他执导这部戏，因为我知道他的底线在哪，我知道他能够将这部戏做成什么样子，他的水平线在哪里我很清楚，他适合这部戏。高一功对人物的把握和剧作结构的把握是有他的优势的。

问：写这部戏，您遇到过什么困难、困惑吗？如何解决的？

答：很多编剧会惧怕写这类作品。跟一般的自由创作相比，写这类题材个人的创作空间会更小，因为是受托、遵命写的一个故事，会受到很多限制。我很早以前写过很多这类作品，我从来都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，我不会完全将其当成遵命文学，我一定要将它当成自己的作品去写，我不会去潦草从事，也不会完全听命于别人，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文/李剑波）